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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史海钩沉】清代科举路上的艰辛

2021/7/16 10:47:15本站原创 【字体:

清代科举考试之残酷,与今天的高考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就拿会试来说,一是科次少,常科三年一科,加上恩科、加科,平均两年多才考一次。二是每科录取人数少,多则400人左右,少则不足百人。因此,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而言,一旦踏上科举之路,其艰难程度,几乎可以用“九死一生”来形容。


一、学习煎熬

科举的读书、写作练习与现在不想“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学生的学习差不多,从小就要努力。科举时代,读书人身上所承载的,既有个人前途命运的考量,也有光大门楣的盘算,是实实在在的“压力山大”。

一是个人前途带来的压力。那时候,中科第是读书人唯一的“正途”,舍此就等于走上“绝路”,所以读书形同“玩命”。据说,邓廷桢考秀才屡考不中,就在自己书房中挂一副对联:“满盘打算,绝无半点生机,饿死不如读死;仔细思量,仍有一条出路,文通即是运通。”

二是长辈期望高、管教严。有个叫叶桂的秀才,父亲是低级武官,没读过多少书,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,因为叶桂乡试屡考不中,竟“郁郁而终”。叶桂因此而压力倍增,后来参加乡试,还梦见父亲斥责他:“屡试不第,总由尔不用心之故!”王荣世的父亲是牛贩子,不识字,每次检查王荣世的课业就是数圆圈的多少。那时候,老师批改学生文章、诗赋,写得好的地方就画圈。所以,王父看不懂儿子写的文诗,就数老师画的圈,圈多就高兴,否则就是一顿暴打。

三是长辈攀比。赵青藜的两个妾在同一年各生了一个儿子,到两兄弟读书时,赵氏亲自批阅二人的文诗,那两个妾就攀比起来。她们与王荣世的父亲一样,因为不识字,就数赵给儿子画了多少圈,一旦发现自己儿子文诗上的圈没有另一个多,就吵骂终日,甚至以绝食相威胁。

四是考生怕人嘲笑。考试的竞争性很强,考不好的人本来就够难受的,如果再遭到考友嘲笑,那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。张謇年轻时有一次参加州试,成绩排名在一百之外,被一个姓范的考友嘲笑:“假使有一千人去考,要取九百九十九人,只有一个人不取,就是你!”搞得张謇异常难堪,在自己的窗户、蚊帐上都写上“九百九十九”,作为激励自己的警告。

于是,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就成了无数读书人的真实写照,苦读励志的故事层出不穷。郭琇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读书,独自到“深山绝壑中,四无人迹”,做饭烧水之类的活全是自己干,不要人代劳,以免被打扰。陈瑸少时,家境贫寒,又觉得自己资质愚钝,所以学习格外刻苦,“冬不炉,夏不扇”。久而久之,书桌被他的双肘磨出了两个窝。姚莹早年读书,“朝以日曙,夜四鼓不休,倦惟伏案而已”。阎正衡为了读邻居家的《史记》,每日在自家山场砍柴送给邻居作为交换。张謇为了读书,用竹竿夹住辫子睡觉,只要头一动或一翻身,拽得头皮疼,仿效“头悬梁锥刺股”的方法刻苦学习。

这样苦读是非常耗身体的,不少人因此而生病,甚至丢掉性命。张集馨说,他准备会试时,“每为一文,辄至夜分,矜炼刻挚,几于四壁皆殷,当其时自鸣得意,而不知年轻体弱,受病深矣”:身心消耗过度,夜晚“常不能寐,甫合眼,复惊汗而醒”。结果在道光六年(1826年)参加会试时生病,“心神恍惚支离,几至不能完卷”。张集馨还算幸运的。澎湖秀才郭则荣因“苦学致疾卒”,撇下妻子林桂娘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,闻者无不心酸。所以,明智的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,要看他们的身体状况,不能一味要求苦读。曾国藩在家书中说:“后辈若体不壮实,即不敢催督加功。”毕竟,与科举相比,孩子的健康成长更重要。


二、考试酸楚

学习到了一定程度,就可以赶考赴试了。这虽不像学习那样长期煎熬,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
赶考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:一是路费,二是行程。对于许多穷书生来说,筹措路费非常困难。上海的乔光烈,家道艰难,当塾师挣的钱还不够养家,遇到乡试,常因无路费而无法参加。乾隆元年(1736年),仅凑了八串钱去应试,同伴都怕被他拖累,考完先回了。乔氏没钱,只好靠自己学的一点儿医学知识给人治病,才挣了些钱回家。侯官的杨庆琛,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参加会试,走到苏州时没钱了,只好绕道乍浦,请同乡帮助,筹集了50元银元。返回苏州,又一时不忍,出28元救了一个因贫穷被卖的姑娘。同乡可怜他,凑集十余两银子,才得以入京。但向同乡求助并不是总能如愿。蔡启僔应会试路过淮安,去拜谒同乡、山阳县的邵知县。所谓拜谒,一来是想认识一下官场同乡,二来是想弄点川资。但邵知县却在蔡的名刺上写下“查明回报”四字交给仆人,怀疑蔡启僔是骗子。蔡启僔负气离开,至京,竟中状元,就在扇子上题一首绝句寄给邵知县,以报冷遇之恨:

 

去冬风雪上长安,举世谁怜范叔寒?

寄语山阳贤令尹,查名须向榜头看。

 

诗中的“范叔”是指战国时期的范雎,早年家境贫寒,到各国游说,没人待见,后来当了秦国的丞相。蔡启僔中了状元,以范雎自比,骄傲地通知那位邵知县:想知道蔡某是谁,请看金榜的榜头!

二是赶考路途的辛劳。那时候交通不便,书生又大多体质孱弱,旅途险阻,令人望而生畏。清初湖广(含湖南、湖北)乡试在武昌举行,湖南考生要乘船过洞庭湖,一遇狂风,波涛汹涌,经常翻船,致使很多秀才不敢赴考。到京参加会试,同样是对身体的考验。昆山的龚炜体弱多病,赴京赶考,开始乘船走运河还可支撑,到了山东济宁改走陆路,就不行了,只得由一同赴考的内弟宋桓陪着返回。这样来回折腾,不仅自己没考成,还耽误了内弟。龚炜十分愧疚,从此告别科场。武生身体虽较文生好,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得起旅途折磨。据说,梅州的颜鸣皋赴京参加武会试,在扬州就遇到一位番禺的朱姓考生病重,同乡考友都想弃之不管,又怕回去朱家找他们要人。颜鸣皋把他们大骂一顿,自己留下来照顾朱氏,求医问药,最终还是没救回朱姓考生的性命。

到了考试时,号兵搜身,进考棚或号屋,更残酷的考验到了。考试期间的酸甜苦辣,一言难尽:秋闱炎热蚊虫多,春闱寒冷手足僵,遇上坏天气,苦不堪言,再加上考试的紧张,心理脆弱的应试者,很难经受住这种“考验”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会试,陕西一名考生发疯,以头撞墙,皮破骨裂,跑到城外,用刀自杀;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会试,53岁的甘肃士子阎作梁在贡院厕所上吊自杀;次年恩科会试,云贵考生陈濬明在号屋上吊自杀。尽管市井传言这是所谓的因果报应,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,这些发疯、自杀,都是应试者长期饱受科举煎熬,精神崩溃,陷入绝望所致。


三、榜后折磨

科举发榜之后的景况,已经不能用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来形容,改为“几家欢乐万家愁”似乎更贴切。落第者固然愁苦,中式者也未必都能高兴得起来。

宋代有诗云:“寡妇携儿泣,将军被敌擒,失恩宫女面,下第举人心。”民间俗语则说:“新娘上轿哭是笑,举子落第笑是哭。”道尽了落第士子的酸楚。《续名医类案》说:“一儒者苦学,久困场屋,得痰,吐衄盈盆,尪羸骨立,夜卧交睫,即梦斗败争负,恐怖之状,不可形容。如是十载,每劳则发。”这种因科举失败而致病的例子,在清代相当多,只是状况轻重不同罢了。洪秀全参加童试没中,曾大病40余日,病梦中胡言乱语,差点病死。张謇乡试落第,在感叹“三场辛苦,徒结灯火之缘;千里往来,权了文章之债”的同时,身体也病得不轻:“夜则寒热大作,自是迁延床褥,寝不成寐,中宵辄呼号,一室为之不安。”仅仅生病还是轻的,有的连命都搭上了。淄川举人袁藩,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参加会试,闱中作诗云:“二十年前古战场,卧听谯鼓夜茫茫;三条画烛连心爇,一径寒风透骨凉。苦向缁尘埋鬓发,凭谁青眼托文章?明宵别后长安月,偏照河桥柳万行。”诉说自己20年来科场失意的苦楚。不幸的是,这一科袁氏又落第。3年后的乙丑科,袁氏病卒。

落第者伤心,中式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兴。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广东98岁的老秀才谢启祚参加乡试。广东巡抚要按照老年考生惯例,向朝廷请旨赐给举人。谢启祚不愿,说:“科名定分也,老手未颓,安见此生不为耆儒一吐气?”是科果然中举,于是写了一首《老女出嫁》诗:

 

行年九十八,出嫁不胜羞。

照镜花生靥,持梳雪满头。

自知真处子,人号老风流。

寄语青春女,休夸早好逑。

 

虽不无中式的得意,却也饱含老来得第的酸楚。

最令人诧异的是,很多中了进士的人也高兴不起来。有“三元”及第不满的。陈继昌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“三元”及第的人,乡试、会试和殿试都是第一,人称“陈三元”。陈氏却很反感,在自家门楣挂上“四元及第”的牌子。原来朝考陈氏也是第一,说三元及第,好像是在贬低他。有中探花不满的。因族兄张之万是状元及第,张之洞虽中了探花,却“犹以不获作第一人,终逊文达(张之万)一筹,至暮年恒引为憾事”。有中三甲不满的。曾国藩虽入翰林,但因殿试仅中三甲而“大恚”,任两江总督时,与幕僚闲聊说“如夫人”(古人对妾的称呼)三字无对,李元度随口来了一句“同进士”(中三甲者赐“同进士出身”),曾氏顿时“色变”。陈继昌、张之洞、曾国藩等人不满,主要是自己心气太高,算不上真正倒霉。相比之下,桐乡的张枋就是真惨了。张氏由举人任教习期满,议叙知县,到嘉庆二十四年(1819年)就可以补缺了。但这一年恩科,张氏会试中式,殿试却因将“脩”字误写为“修”被罚,停本科殿试。次年补试,仅中三甲,以知县归班铨选,按当时惯例,还要等12年左右才能补实缺。张氏郁闷至极,在诗中写道:“可怜一阕霓裳咏,证果翻(反)迟十二年。”道光四年(1824年),还没等到补缺的张枋郁郁而终。比张枋还惨的,是乾隆四十年(1775年)乙未科的状元吴锡龄、探花沈清藻,两人中式后不到一年就双双去世。

 

这真是:科举路上,“没有最惨,只有更惨”。


四、痴心难改

有人十几岁中进士,有人至死还奔波在科举路上。在局外人看来,后者似乎是“一根筋儿”,不知道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。其实,很多人在饱受科场失败的折磨后都想过放弃,无奈痴心难改,最终还是继续在科场上艰难跋涉。

对于科场屡败屡战者的心态,饱受科举打击的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段精彩描述:

初失志,心灰意败,大骂司衡无目,笔墨无灵,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;炬之不已,而碎踏之;踏之不已,而投之浊流。从此披发入山,面向石壁,再有以“且夫”“尝谓”之文进我者,定当操戈逐之。无何,日渐远,气渐平,技又渐痒,遂似破卵之鸠,只得衔木营巢,从新另抱矣。

于是,清代科场就发生了许多让人看了既心酸又有趣的故事。道光三年(1823年),朱士彦充会试主考官,贴出告示,要回避亲生父亲朱彬,市井传为笑谈。朱彬则因参加不成会试,非常懊恼。朝中大臣给朱士彦出主意,为乃父奏请一品封典,使其“光荣退休”,就避免了尴尬。朱士彦依议而行。谁知封典下来后,朱彬怒不可遏,“以为阻其上进之路,选大杖欲挞”士彦,亲戚朋友求情,才免了这顿打。唐景崧兄弟三人中进士、入翰林,其父参加会试却屡战屡败,“愤懑不已”。为了避免儿子们当考官自己要回避,参加不了会试,每当朝廷考试选拔考官时,唐父就搬凳坐在门口,不许儿子们参加选拔。

正是由于这种痴心,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乡试,已满百岁的贡生黄章还参加了。其进场时在灯笼上写着“百岁观场”四个大字,由曾孙在前面引导。嘉兴贡生马汾屡困乡闱,家道艰难。道光元年(1821年)恩科,马汾又要参加,妻子苦劝不住,典当耳环、簪子凑够路费。考完试,马汾感觉良好,以为必中,天天在家翘首以盼。放榜那天,报喜者冲到马家,邻居们也来祝贺。马汾大喜,忙让妻子给他穿靴,准备接客,同时不忘冲她得意一笑:“何如?”就在此时,只听外面报喜者大叫:“误矣!中举者乃沈家也。”大家一哄而散。妻子扔下靴子,冷笑道:“何如?”彭元瑞当浙江学政时,有一次主持童试,有个60多岁的老童生来求情,说自己考了一生,如今行将就木,希望能得个秀才,死了也算“哀荣”。彭氏应允,试后准其作为“额外生员”,在试卷上批道:

 

年在花甲之外,文在理法之外,

字在红格之外,进在额数之外。

 

士子之所以如此坚持,除前面说的诸如个人前途、家庭期望、科举考试本来就难外,还有一些因素促使他们坚持不懈走下去。

首先,一部分人有考中的实力,不继续考很可惜。有的人替别人写作,或文章被他人抄袭、套用。杭州的戴兆元参加会试,诗题是“天临海镜”。邻号考友生病,央戴代作。戴推脱不过,就代写了,开头两句是“善纳真如海,能容即是天”。榜发,那位考友中了,戴氏却落榜。潘庭筠参加会试时,邻号的同乡考友生病,准备交白卷。潘氏劝他勉力为之,并将自己写的文章偷偷传给他看。那位看了,直接抄下,继续考试。榜发,两人都中了。随后礼部复查试卷,发现二卷雷同,遂将两人除名。潘氏非常恼火,落下心病。咸丰十年(1860年),嘉定的徐致祥参加会试,八股文套用张之洞中解元时写的考试文章,中二甲进士。张之洞本人也参加了此科会试,却没考中。在这种情况下,没考中的人必然会继续坚持,否则太可惜了。结果,潘庭筠、张之洞考中进士,戴兆元至死还是个举人。

有的人是因细节问题落第,不甘心放弃。如前文提到的张枋,殿试失败仅仅是因为写了一个别字。此类现象很多。乾隆四十年(1775年)会试,赵敬襄的试卷拟第四,进呈皇帝之前复查,发现文中的“历”字有犯乾隆名讳“弘历”的嫌疑,结果,不仅赵卷被摈弃,其他所有试卷上有“历”字的考生全都不录。嘉庆二十二年(1817年),孔广覃的试卷已入选,复查时发现其诗中有“圣化”二字,“化”有死的意思,卷子因此被剔除。道光十三年(1833年)会试,陆濬的试卷上有“骞崩”(出自《诗经》“如南山之寿,不骞不崩”,原意是王朝的统治像南山一样稳固,而“骞崩”的意思则相反)二字,被摈弃。这些都是细节问题,稍微注意点儿就可以避免。

其次,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。一是等待赏识自己的人。如韩菼,其文风无人赏识,屡考屡败,后遇徐乾学,连中会元、状元;彭玉麟楷书写得不好,童试屡败,后遇高人鉴慧眼识才,被破格录取。二是等待科场能帮自己作弊的人。戴兆元、潘庭筠在考场帮考友作弊,并非个案。据说,有位年近五旬的刘某屡困乡闱,后来在考场遇到邻号的方苞,帮他修改文章,才得以中举。三是纯粹撞大运。张枋因写一个别字查出被罚,但光绪十六年(1890年)文廷式参加殿试,将“闾阎”误写为“闾面”被查出。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为其辩护,说:“‘闾面’二字,确有来历。”无人敢较真,文廷式中榜眼。

再次,世态炎凉逼人,士子为了颜面或争口气,也得继续考。每次放榜后,考中者人们众星捧月,落第者常被人忽略乃至嘲笑。归安人杨知新乡试落榜后写诗感叹:“世事分明论成败,人情顷刻变炎凉。”青浦人王昶,少时家境极为穷困,身材瘦高,乡里人无论亲疏远近,都说他长了一副“寒乞相”,经常遭人白眼。等到王昶成进士、入翰林后回乡,乡里人又无不说他身材如仙鹤,生就一副富贵相,当然应该富贵。

来源:文史天地微信公众号